出版物｜《19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画图绘历史》

　　人类文化的传承，既有赖于地球上各个民族贯穿于其文明历史长河中积淀的物质文化精粹和民族进取精神，也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传播、交流与融汇。有这样一种绘画，从 19 世 纪初问世起，就成为不远万里来到东方帝国贸易经商的西方人士必购的中国“明信片”、风情画，并随同他们搭乘风帆商船，漂洋过海，万里远航。这些绘画至今仍被大量收藏在欧美各地公立或 私营博物馆、图书馆里以及民间人士手中。它们就是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出自广州画家和画匠之手的外销通草纸水彩画。

　　清代十三行时期的广州，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成为当时中国连通以欧美 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唯一通商口岸，既是古老东方大国联系世界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桥头堡。随着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等商品从广州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每年都有大量西方船舶集中停靠在市郊黄埔锚地，广州城外也逐渐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馆区为中心的西洋人居住地和主要贸易场所。当时，摄影技术尚未发明，远道而来中国经商贸易、旅游观光的西方人，回国时往往需要购买一些物美价廉的外销画，作为旅游探险的纪念品和馈赠亲友的手信。正是在这种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外销通草纸水彩画应运而生。身处广州口岸社会底层的画家和画匠们，千方百计应西方来客的审美品位，绘制出一帧帧、一册册色彩艳丽，质感细腻，层次感特强的外销通草纸水彩画，连同画中描绘有浓郁的广州风土人情、市井百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恰如一幅幅鲜活的清代社会民生历史拼图，从广州起航驶向大洋彼岸，大量销往西欧、北美。

　　这些远销欧美，风靡了 100 年的外销通草纸水彩画，此后在中国国力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大背景下，在剧变的历史洪流中，快速消失无踪，如灰飞烟灭般沉寂了 100 年，杳然不为国人所知。

　　直到进入 2000 年前后，时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陈玉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滢河、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等学者专家，终于从厚重的历史帷幕中，重新发现并推动了让外销通草纸水彩画回家的归程。更有英国友人伊凡 · 威廉斯先生、广州收藏家王恒伉俪、英籍华裔收藏家赵泰来先生等有识之士，悉心收集散藏于英国和欧洲等地的一批批 19 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画，无偿捐赠给其原发地的各个文博机构。

　　如今，又过去 20 年了，对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的研究与收藏，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术单位、文博机构和民间收藏家所关注。由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资助编纂出版的本书，著者和编者力求采用“以图证史”“以文释图”的写作手法，对英国收藏家 Alastair Blackburn 先生和许雯女士在英国和欧洲各地收藏而来的一批 19 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分门别类地梳理和研究这些画幅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回溯与探究养育我们的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向读者讲述曾经风行欧美一百年、匿迹广州一个世纪的外销通草画的前世今生，从而唤起一代又一代广府人对自身文化遗存的珍惜，以抒写我们对生长于斯的南粤家园的情怀。此套书有 5 卷，致力以精益求精的出版品质来打造，正是对当下社会各界殷切呼唤“通草画回家”浪潮的一种践行与回应，让更多的人认识这批 19 世纪广州社会历史的“拼图”，以及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让至今仍漂泊在海外的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尽快回归广府故土。

　　显赫了 80 多年的广州十三行，也在大火之中灰飞烟灭……

　　十三行瓦解以后，有大量广州商人流往香港、上海等地谋生。

　　上海对外开放通商以后，在上海从事外贸的掮客、买办、通事，乃至跟班、仆役等人，至少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来自广东。

　　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招商局，几乎全是珠江三角洲（以香山县为主）的买办商人在主持大局。

　　传教士晏玛太（Matthew Tyson Yates）在《太平军纪事》中写道 ：“咸丰年间有 8 万广东人在上海谋生。数字是否准确姑且勿论，但上海开埠之初，广东人手把手教会上海人怎么做海外贸易生意，是大抵符合事实。”

　　清代广州地区的工商业，是由制作、营销店铺和走街零售的行贩、摊贩和手工艺人等各色街头人物所组成。

　　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 如铸铁锅、制缸瓦等许多商品的制造，主要集中在广州附近的佛山 ；19 世纪后期，才有部分逐渐转移至广州城。

　　“三百六十行”之说，一般认为是明代才较流行。

　　唐宋时代的“一百二十行”并非确切数字，只是形容行业众多的概数。 

　　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更清楚地说“三十六行者，种种职业也。就其分工而约计之，曰十六行，倍之，则为七十二行 ；十之，则为三百六十行，皆就成数而言，俗为之一一指定分配者，罔也。”

　　晚清时期广州著名的“七十二行”则是一个例外，它在最初不是作为一个俗用概数使用，而是确有 72 个向官府纳税的行业，后来才成为广州工商行业的泛称、俗称。

　　据 1931 年刊印的《番禺县续志》记载 ：“广州商业，以七十二行著称。”

　　可见广州手工业在当时发展的繁盛之况。

　　清代广州街市百业画在欧美各国图书馆和美术馆的收藏中，目前所知有确定年代和作者的最早画作，是驻印度马德拉斯（Madras） 英国军官梅森（George Henry Masc）少校 1789 年在广州养病期间，从一位广州画家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 60 幅画。

　　他返回英国之后，以翻雕的方法将这些画重新绘制成黑白图画，并加英、法文注释，于嘉庆五年（1800 年）在伦敦出版，书名为《中国服饰》（附六十张图版和英法文解说）。

　　对比本书中的纸本绘画，可以发现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 19 世纪，许多通草纸水彩画描绘的广州街市百业图，在一定程度上对前辈画家蒲呱的原画作有所沿袭，但也随年代的变化画风更为通俗，取材更贴近当时的广州市井生活实际。

　　这一幅幅活灵活现、充满市井气息的以广州街头市井百业为题材的通草纸水彩画，当年既向西洋人士介绍了广州传统商业繁荣兴旺的风貌，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图像资料。

　　19 世纪广州街市百业的商贩，主要是肩挑、背负及走街串巷的行贩、摊贩、艺人各式人。

　　其中，既有卖米、卖肉、卖鱼、卖柴、卖屐、卖花等街头小贩，也有整木、凿石、磨鉴、修天窗等上门服务的匠人； 

　　既有在街头巷尾的店铺和作坊中磨米、刨烟、打铁、打首饰等工艺人， 也有占卦算命、街头卖艺、当奶妈等人。

　　同样生活在市井底层的广州画师，对此类人物的职业生计、音容神态、举手投足皆谙熟于心， 信手拈来，无不入画。

　　而作为一种旅游纪念品，西方游客并不要求通草纸水彩画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他们感兴趣的是异域风情、市井杂俗、千奇百怪、生动有趣。

　　因此，街市杂贩人物题材的通草纸水彩画颇受西方游客的青睐。

　　据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述 ：“广州凡食物所聚。皆名曰‘栏’。贩者从栏中买取。乃以鬻诸城内外。”

　　原来，旧时广州这些以“栏”命名的地方， 都曾是各类货品的密集交易之地，老广州人称之为货栏、栏头，故有“米栏街”“果栏街”“菜栏横街”“西猪栏街”“咸虾栏”“塘鱼栏大街”“蚬栏街”等。

　　当时位于广州城中桨栏路、上下九一带的“米栏街”，便是大米集散批发市场。

　　批发商老板俗称“栏家”，同“栏家”打交道的，一头是货主，一头是“拆家”（即零售商），“栏家”其实就是两头倒买，从中赚个佣金。

　　“栏家”手下有卖手，他们在行内广结人缘，消息灵通，各大货栏都有“先揾卖手再揾钱”的传统。

　　卖手之下有伙计，但货栏不养闲人，平时只用几个伙计，大宗货物的搬运全部包给临时搬运工。

　　此外，货栏食物链的底端还活跃着一群人，俗称“一把秤”，这些人既无本钱，也没力气，就向“栏家”赊点货沿街叫卖，卖完再回来结账，甚至连箩筐都能随意借用。当然，“一把秤”是断然不会卖完货不交钱的，毕竟谁也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

　　因此在《佛山忠义乡志》记载的饮食行业类中，就有“宰猪行”:“凡业屠牲者 , 必须孔武有力 , 方能胜任。除屠羊无专工外 , 猪牛均有专工店各一。

　　人工值亦不薄。宰猪店约五十余家，工人五六百名 , 堂名‘綮全’。”

　　此幅绘于 19 世纪的通草纸水彩画，图中卖米商贩身旁一边是满满的一大箩白米，另一旁竹箩里的米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箩上面放着不同容量的升，商贩左手提斗，足以应对不同买家购买不同数量的白米。商贩右手微握拳头示意，似在与客人讲价钱。据上考析，此图中提斗的卖米商贩，很有可能就是俗称的“一把秤”。

　　青菜上街卖，这是清代广州市井中最常见的街头一景。

　　广州地处北回归线以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润， 加之珠江环绕，地理环境十分优越，近郊处处是良田， 一年四季各种蔬菜生长茂盛，广东人也特别讲究餐餐都要吃新鲜蔬菜，可从图中一窥当时的市井之貌。

　　这幅通草纸水彩画中，这位菜农赤脚挑担，似是从自家菜田里收摘蔬菜， 随即担菜上街卖，他们大多每日不辞劳苦地从西关第十甫菜栏横街一带的蔬菜集散市场批发档铺中，购买或赊点从珠江三角洲四乡汇集到省城来的新鲜蔬菜，沿街叫卖，赖以为生。总之，当时广州人在城中买菜， 甚为便利。

　　广东沿袭古代，民间多称“锅”为“镬”，补镬即为补锅。

　　明清时期，广东所产铁镬，以佛山铁镬最著名，称“广镬”，行销南方地区和海外。

　　据《佛山忠义乡志》记载的五金行业类中，就有专门生产各种铁镬的行业，称作“铁镬行”：“（铁锅）向为本乡特有工业。官准专利，制作精良，他出不及。”

　　当时，铁镬无疑是一般市井人家较为珍贵的生活用具，铁镬坏了都舍不得丢弃，因此，补镬生意非常好。

　　在老一辈广州人的记忆中，补镬的印象犹在昨天。

　　且不说清代盛行补镬，近在“文革”前后，因买镬需要凭票，广州街头常见补镬佬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一头的竹箩上放一只烂铁锅，以示身份 ；另一头则放一个风箱拉炉，还有炭、铁及一些必备的架铲，补镬佬沿街叫喊，遇上生意，就地开补，总引来一群小孩子围着看热闹。

　　笔者记得小时候也曾蹲在广州五层楼下盘福路朱紫街一带看补镬。

　　补镬看上去只是敲敲打打很容易，但却讲究技巧，需要敲打、修补、磨平等多道工序。记忆中，补镬佬抓起一把刨花点着炉火，风箱便轰轰隆隆地运转起来，他用铲子将煤块倒进小炉子，顿时冒起黑烟，不一会儿就蹿出了红红的火焰。

　　补镬佬又用一个长钳夹起两块生铁块放进小炉子里，继续将火烧旺。

　　在等待生铁熔化的过程中， 他一边将破镬要修补的地方用砂纸磨平，一边“呼哧、呼哧”不停地推拉风箱。

　　等到炉中小坩锅里的铁块变成金红色液体时，便用铁钳夹住小泥勺把熔化的铁水舀在厚布垫着的糠灰上，铁水变成一粒火球，移到镬上的破洞口往上按。

　　待一缕青烟散去时，镬上的破洞也消失了，最后还要涂一层生油用作防漏和修饰，补镬的工序才大功告成……

　　今睹这幅 19 世纪绘于广州的通草纸水彩画，儿时记忆深处几近湮没的印象蓦然浮现，方知补镬行当竟已风行数百年。

　　如今，中国社会物质极其丰盛，镬已无需再补， “补镬”行当亦已消失。但广州人却从“补镬”一词衍生出“做事失误后尽力补救”的意思。

　　此幅图中，一位补镬工匠在街头放下挑担，微弓着背就势坐在木盆上，摆好工具，手拉风箱，炉子冒出熊熊火焰，正准备补镬。工匠身后的一副挑担，一只箩筐盛满煤块，另一只箩筐装的是补镬工具。

　　待补的破镬和小铁块就摆在一旁。画家对人物神态尤其是脸部表情的刻画细腻准确，入木三分。　　

　　清代，在广州西关一带的民居中，无论是富裕人家居住的镬耳屋、西关大屋，还是草根之家栖身的一般房舍，屋中除了靠房门和窗口通风外，都在屋内靠近顶端的位置开一扇天窗，增加通风和采光， 这是为适应广府地区炎热的气候而设，后来屋顶天窗便成为岭南民居的一个特色。

　　此幅通草纸水彩画中的工匠，一肩挑着大小不同规格的天窗，沿街叫卖，遇到有需要修缮天窗的人家，不论富贵大户，抑或寻常人家，就地揽活，或修缮旧窗，或更换一扇新天窗，服务周到，快捷便利。

　　在粤语方言中常说『拉埋天窗』，缘自旧时西关屋顶的天窗，一般在下雨时才会关闭，而新婚之夜的一对新人，为保隐私总会将门窗和天窗都关好，久而久之，『拉埋天窗』这句话就成为结婚的代名词了。　　

　　手艺人，即以手工技能或其他技艺为业的人， 从广义来讲包括陶工、瓦工、铁匠、织工、木匠、厨子等，但广州人往往习惯于从狭义上理解，称从事工艺美术品制作的能工巧匠为手艺人，俗称“手作仔”。

　　清代，得对外贸易带来的中西文化交流风气之先，广州迎来了工艺美术的黄金时代。大批西方商人、海客和画师艺匠来到此地，带来了许多令国人大开眼界的新奇事物，当时欧洲的绘画与工艺品均从广州卸船上岸，通过十三行商，在广州批发并转销京、扬等大城市。这使得广州的手工艺匠人群体获益匪浅，他们学习掌握了进口的欧洲工艺技术， 由模仿到创造，充实并丰富了本地传统工艺品。

　　广州制作的珐琅、钟表、象牙雕刻、广式家具等工艺品，不断被广东官员以贡品形式进献给朝廷，其中广彩瓷器、绣品、牙雕、外销画等成为深受欧美市场欢迎的外销工艺品。

　　此图中的手艺人，手中捧着物件在仔细描画，脚踏踏板，但未见此踏板与正在加工的器物有何联系。他的工作台上放置着笔筒、画笔和鸡毛掸，一摞待加工的陶瓷瓦罐，还有一个已经绘画好的花盆。此为民间工艺匠人也。　　

　　旧时代的三百六十行中，奶妈是专为别人家婴儿哺乳的行当。

　　这是封建社会等级差别造成的一种 旧的社会习俗。清代初期皇室中皇子皇孙众多， 皆由乳母哺养。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 具体办理选验乳母、保姆事由内务府的会计司执掌。

　　乳母、保姆总数无定额，每年选验一次， 由会计司造册送敬事房挑选。”

　　此外，皇亲贵族莫 不如是，只是乳母、保姆的数量有所减少。19 世纪广府官宦富贵人家的贵妇，都不会自己带孩子而 将婴儿托付给奶妈喂养。

　　奶妈则大多是四乡农村中 生下子女后奶水充足者，为求生计而撇下亲生子女 由家人以米糊汤水喂养，有的甚至将亲生子女送人， 她们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别人家孩子，从中得到一定经济报酬。

　　此图所绘的妇人，为清代广州的奶妈。她容貌清秀，健康丰满，头发挽髻，鬓角插花，穿一身整洁的衣褂长裤，一手握着伞柄，一手执紫色布巾，肩上搭一把油纸伞，系着一个小包袱，由此显露出她的职业和身份———需要暂住雇主家中，照料小主人的奶妈。妇人天足，脚穿一双绣花布鞋，无疑是一位劳动妇女。

　　人物描绘得颇为复杂，既有对自己亲生骨肉的依依不舍，也有终于找到新东家的欣慰与期盼，毕竟替大户人家的新生儿哺乳，可以挣得家用。